洪门流向澳洲实盘配资查询机构

华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年，当时有一批中国海员来到这里。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有华人来到这里定居。当时为满足澳洲殖民地开发的需要，“悉尼政府委员会”开始大量雇佣华人和印度人，于是契约华工便源源不断地被输入。“第一船运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据说是新南威尔士于1848年通过一个贩卖苦力的商人詹姆士·德滴从厦门装船运出的100个成年人和20个男童。另一批270人于1849年装船运出。”到1852年，已经有2666名华人被运到澳大利亚。到1855年，仅在维多利亚的中国人就已经达到17000人，[16]1861年增至24700人。[1]

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州殖民区发现了金矿，消息传开，中国广东省广州府附近十三县的贫苦农民和工匠、商贩们便前来这里淘金，希望圆一个发财的美梦。他们绝大多数系从香港出海的广东人和从厦门出海的闽南人。这些人最初在“新金山”矿区充当矿工，后来很大一部分改为从事农牧业的伐木、种菜、修剪羊毛、种植烟草及采摘水果等工作。一些富裕起来的华人，则经营进出口贸易、水果店、饮食店等，也有个别经营鸦片烟馆和赌场以及从事人口贩卖、武装劫掠等非法活动的。鉴于闽粤一带很早就有洪门天地会的活动，许多来自这些地方的移民，因在原籍就已经加入了洪门组织，故当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后，也就把洪门的组织带到了这里。

大量华人涌入金矿区，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歧视和误解。19世纪40年代，新南威尔士州的移民委员会，以华人移民的劳工会影响白人就业，降低其生活水平为由，决定禁止华人移民进入该州。1855年，维多利亚州议会也通过了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白澳政策”，歧视有色人种，华人继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当时的清朝当局也没有保护华侨的措施，尽管当地华人领袖一再呼吁保护华人的利益，但并无效果。这样，华人移民就只有建立自己的社会团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商人们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建立了“联益堂”或“华商会社”和“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在下层社会的矿工、农业工人、小商贩等，便纷纷加入华人的秘密组织——洪门。由于洪门组织可以帮助新来的移民寻找工作和寄宿处，因此颇受下层华人的欢迎。

澳大利亚华人的洪门组织，相传是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起义者为了逃避捕杀逃亡到澳洲而建立的。据记载，太平天国平南王黄德滋（广东新会人）在起义失败后，于1864年率领余部“乘帆船数十，漂流海外，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适值新金山开埠，成为淘金工人”[2]。

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中的洪门组织创立的确切时间已难考订，最早大约出现在淘金时期的维多利亚金矿区，初期有以矿工为主的“义兴会”，后来又出现了以商人为主的“联益堂”。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杨进发认为，“澳大利亚的第一个秘密社会称为义兴，有人认为它创立于淘金热期间的维多利亚金矿区，后来又在新南威尔士和澳大利亚的其他殖民区建立”。[3]新南威尔士州“义兴”的大头领梅东兴，曾经在当地担任洪门首领达55年之久，直到1913年他已82岁高龄时，仍然十分活跃。辛亥革命时期，义兴接受了中国革命党人的反清思想。

19世纪50年代，新南威尔士州的斯蒂芬·金（钟绍）和悉尼的薛益忠，都成了革命党人兼义兴首领龙洪邦的忠实追随者。后来，斯蒂芬·金（钟绍）继龙洪邦担任“义兴”的首领，他曾帮助年轻一代的洪门人士周东永、郭标形成了共和思想，周氏还成了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郭标是悉尼最大的水果商，1916年他在当地成立了国民党支部。

澳大利亚的洪门组织义兴的主要活动是“鼓吹兄弟情谊和帮助会员就业，以保护会员的利益”。整个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的洪门组织之间基本上未发生过暴力或流血事件。不过，在墨尔本和本迪戈，义兴的活动却引起了当地华人中非义兴组织成员的不满与反对。非“义兴”的华人，因受到义兴组织的欺侮、恐吓及剥削，于是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保良社，以保护非义兴组织华人的利益。保良社的出现，对义兴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并且导致了双方在墨尔本的械斗，彼此都有人受伤。后来保良社因主要向赌馆和赌徒收取保护费而名声扫地，逐渐衰落，并于1912年解散。而义兴则在梅东兴和黄柱稳的领导下，稳步发展，并于1908年在悉尼的布莱克本街建立了总部，1912年又在玛丽街建立了总部。在布莱克本街总部举行开幕典礼时，墨尔本和本迪戈的义兴大头领皆到会祝贺。后来，新南威尔士的义兴总部，则成了澳大利亚联邦“义兴”的总部。因为黄柱稳的澳大利亚朋友当中，有当地共济会成员。而且，在新南威尔士的义兴组织的领导人早在1903年就加入了当地的共济会。所以，义兴也加上了一个“华人共济会”的英文名称。

20世纪初，墨尔本义兴的首领李三元是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移民，31岁来到澳大利亚。他先在巴特拉特和本迪戈当金矿矿工，后来到墨尔本开设零售商店，同时用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长期担任维多利亚义兴的领导工作。到1911年，在维多利亚的华人仅有五六千人，而参加义兴的已达3000人之多。辛亥革命时期，他带头与墨尔本的“少年中国会”共同组成反对清政权的联合阵线。

新南威尔士义兴的两位首领梅东兴和黄柱稳在当地华人中有很高的威望。梅东兴是广东四邑（指广东的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人，于1852年来到新南威尔士，当时年仅21岁。他待人真诚、和蔼，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当地的义兴组织。他在领导当地义兴的55年期间，大约吸收了3000名成员，于1918年89岁时在墨尔本去世。黄柱稳也是广东四邑人，1878年16岁时来到澳大利亚，最后定居于新南威尔士的朱尼，靠种植小麦和充当羊毛代理商而致富。他善于交际，为人慷慨大方，英俊潇洒，在当地华人当中颇受欢迎。他的朋友中既有华人，也有澳大利亚人。他最好的朋友W．霍尔曼曾出任新南威尔士州的总理。在20世纪前30年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和澳大利亚华人共济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他领导下，新南威尔士的华人共济会团结一致，成为20世纪该州一股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

中非双边经贸合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电力普及和能源转型是非洲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中非合作解决能源长期严重短缺问题的方式，是让非洲“有得用和用得起”。《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明确提出，能源合作向清洁、低碳转型。中国重视对非分享新能源技术，降低其能源开发和使用成本，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扩大优质新能源产能合作，成本优势突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对接非洲国家发展规划，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已在非洲参与建设上百个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233兆瓦光伏电站、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工程等，成为助力非洲能源转型的典范。

在辛亥革命时期，澳大利亚的义兴会对祖国的命运十分关心。他们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斗争，在当地开展旨在推翻清政权的募捐活动，悉尼和墨尔本的义兴和共和派通力合作，于1911年在新南威尔士州成立“少年中国会”，由义兴的首领黄柱稳担任会长。少年中国会主要从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每周星期日晚上举行公开集会，进行反清和共和制的宣传；二是就孙中山政治学说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同保皇派进行论战；三是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为国内革命活动募集捐款。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时，华人在元月1日和10月10都举行了庆祝活动。[4]

在澳洲，每当排华事件发生时，洪门组织便发动群众，通过请愿和争取社会同情，寻求合法保护。1857年7月，维多利亚的巴克兰金矿场爆发大规模的排华暴动后，殖民政府开始征收华人居住税，每人每月付税一英镑，淘金华工通过向维多利亚请愿，陈述华人困境，1859年2月，维州议会决定将居住税减为3月征收1英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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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W·蔡著：《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移植和定居》，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辑，第16页。

[2] 林金枝：《华人移居澳大利亚史略》，香港《华人周刊》1986年第6期。

[3][ 澳]杨进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

[4] [澳]杨进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第219—221页。

[5]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126页实盘配资查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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